要复古，还是要革新

　　“上游”理论界的不清晰，除了导致“下游”普及的众说纷纭，也让国学教化的方式变得莫衷一是。

　　以“读经教育”为例，“读经要从娃娃抓起”在全国各地铺展开来，引发唇枪舌剑，有人认为这是人文积淀，有人则斥为死记硬背。

　　“我们希望孩子们能趁着年轻记性好，多读些经典，最好能背诵一些蒙学读物与‘四书’等，义理以后可以慢慢领悟。”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的话，代表了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，即先熟记，再理解——类似于旧式私塾的讲法。对此，反对的声浪同样庞大。

　　“我们现在不是要培养封建时代的君子贵族，而是要培养21世纪的高素质国民。旧式的培养方式，将不免与这个时代脱节。”于江山反驳道。

　　于江山这么讲自然有他的底气。早在六七年前，他在指导北京青年报举办的青少年国学培训班时，就意识到了“知行合一”的重要性。传统文化的意义，体现在与当代实践的结合上。“我讲《弟子规》里的‘吾与我，不分明’时，就设置了门外敲门、门里应答的情景教学模式，让学生亲身体会，事实证明效果很好。”在他看来，训练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比死背经文更有裨益。

　　如果说重文辞还是重实践，还只是在相对低层的普及领域的争论，那么，“国学是不是一门科目”，则涉及高校研究、学院建制等更高层面的分歧。

　　近年来，国内许多大学相继开设了国学院。作为国内第一个开设本科教育的国学院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具有相当的代表性。据梁涛介绍，人大国学院让讲文史哲的教授，从不同角度为学生授课，尽量靠近传统教育的整体性。但本质上，这仍不是传统私塾“由小学入经学”的教授方式，更像是现代分科体系下的“拼盘”。

　　在既有的分科体制下，这样一种打通文史哲的“人大模式”万博体育app：是无奈下的权宜之计。尴尬的是，如此权宜也难免面临教学体系混乱、就业困难的窘境。对此，郭齐勇感同身受。在他看来，既然西方学科体系中，神学、古典学的研究都可独立于文史哲艺而并行不悖，那么设立“国学”学科既是合理的，也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。

　　只是，走传统培养路数的“国学”科一旦设立，能否与当代社会接轨，将是未知数。